社会学教授与艺术乡建
——耿敬策展“社会学艺术节”
王南溟
围绕着艺术乡建话题，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它不是传统形态艺术的下乡，而是自后现代社会以来去中心化的平等参与和互动式艺术在乡村的展开，尽管它在最初的时候因为需要介入而难免带来互动过程中的生硬，但这种生硬对于有着未来可能性建构的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创造性挑战是艺术本身的属性，陌生化形态带来思维的拓展也是它的功能，而失败或者说做得不太成功，对艺术家来说往往会看成是一种实践的过程而被直接当作目的来对待。我经常会说，能不能做成一件事是一回事，要不要做一件事是另一回事，为做而做的目的论而不是有了结论后才动是艺术家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基本条件，所以艺术家这个称呼意味着其工作是献给它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结果的。艺术家只管去做，而在做的过程中让问题呈现出来，甚至呈现的问题本身也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作品，这就是艺术行动的特征，也是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些艺术家从工作室转而到乡村现场，从美术馆展览转而到了与村民在一起合作。
年8月，耿敬在刘海粟美术馆“艺术社区在上海”展览的
论坛上进行专题演讲
艺术乡建中的村民主体性是耿敬一直强调的，这是一种从艺术家的反面去做的社会学动员的实践。在持续的艺术乡建中，耿敬从观察员身份到本次的策展人身份，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社会学教授在做着艺术项目，而是这样的艺术项目本身就需要社会学的合作，我们称为的社工策展人就是在这样的跨学科前提下提出来的，今天学院里流行说新文科，如果直接推进社工策展人，那一定就会形成一个与其范围相关的新文科，事实上，艺术社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光讲新文科是没有用的，需要对以往的学科不断地去打破与重组。
年耿敬和王南溟在第六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上
（浙江永康市芝英镇）
年11月25日耿敬在第七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上
作主题演讲
其实，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是没有任何的乡村经验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乡村调研，但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来源却是我在上海之外的艺术教学和我的艺术策展。年当我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当时是证大现代艺术馆）策划“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及影像”展览时，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开幕式上何成瑶宣布，以这展览作为前一个阶段的小结而后去她曾考察过的云南偏远乡村学校去做艺术支教，但后来这个项目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支教老师被规定是由教委统一安排的，要符合教委的条件才行，以至于到了年何成瑶出家到寺庙了这个计划也只是宣布过但并没有实现。而“横渡之春”的项目由耿敬和我合作总策展并不是一时兴起，是耿敬在这个方面做了不少的观察和反思，甚至可以说，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对艺术家的艺术乡建也持续
